没什么好说的，年度唯一必看电影

树宝 《罗斯》都看了么？它很容易被当成一部关于女扮男装的电影来理解。 一个17世纪的女人穿上裤子假扮男人，在父权社会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最终被发现，被惩罚。 这个概括当然没错，但它会让人以为重点在性别越界本身。 实际上马库斯·施莱因泽尔拍的这部电影更关心另一个问题，Rose能够以男人的身份生活很多年，这件事为什么成立？又是什么变化让它不再成立？ 影片把故事放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后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造成了欧洲中部大面积的人口死亡和社会流动，家庭断绝，土地空置，继承关系也跟着中断。 在一个地方共同体已经很难核验陌生人身份和财产归属的时候，Rose冒用了一个阵亡战友的身份文件来到一个偏僻的新教村庄，声称自己是一处废弃庄园的继承人。 村民对这个外来者有疑虑，但疑虑针对的是他的来历和动机，没有人怀疑他的性别。 Rose手里有文件、有钱、有子弹打穿面部留下的伤疤，在一个刚从战争中缓过来的社区里，一个带着合法继承文件和积蓄来认领荒地的退伍军人，社会没有理由对这样的人进行更深层的身份审查，战后秩序的松动给Rose打开了一条缝隙。 但Rose并不只是一个聪明地利用了乱世的人。她在战争中待了整整十年。叙述者没有详细讲述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但审判时Rose自己交代了一部分。 她对Suzanna的父亲说过，以前她从来没有能力去想一个明天，在战场上只能想办法活过今天。 面部的毁损让她的性别特征更难辨认，军人身份为她的粗粝提供了合理解释，战争同时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习惯于隐藏和自我控制的人。叙述者用一句话概括了她此前的全部生存策略，隐藏，为了存在。 Rose想要的生活完全是社会秩序内部的东西。她想拥有土地，想在社区里有一个稳定的位置。到了村庄以后，她终于第一次体会到建造带来的快乐。 这个人物的悲剧恰恰在于，她的愿望太平凡了。 17世纪德意志妇女在法律上可以继承和持有财产，参与农业劳动也是常态，但她们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资格受到男性监护制度和地方共同体的强烈限制。 Rose要以自己的名义独立继承庄园、支配劳动成果、参与公共事务，她必须先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男人。影片追问的其实是，在这个社会里，谁能以完整的独立主体的身份，去拥有和支配自己的生活。 Rose在村庄里被接受为男人，依靠的主要不是身体层面的伪装。她重建了农场，让荒地重新长出庄稼，射杀了一头熊救了村民的命，在村里开设识字课教人读写，按时发放工钱，圣诞节还给双倍，这些行为都为她背书。 村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男人，首先看的是他能否履行一个男性社会角色的全部义务。Rose满足了全部条件。男人的身份在影片里被拆解成了一套社会许可证，一个人能占据那些位置并且运转良好，身体是什么样的就成了没人追究的问题。 所以，整个村庄参与制造了Rose是一个男人这个事实。每个人通过衣着、劳动方式、财产状况、婚姻关系来读取Rose，得出了一致判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固它。 Rose的成功暴露了身份运作的机制。社会辨认一个人，大量时候靠的是一套可以被阅读的外部符号，只要这些符号互相匹配，就没有人会去追问符号背后的所谓本质。 后来Rose的秘密被部分揭露以后，村庄的恐慌有很大一部分指向他们自己，他们发现自己的判断机制可能一直在出错。 影片中有一场戏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女仆的家人带着她来到Rose的农场对质，要求Rose证明自己是男人。 Rose没有退缩，她质问在场的人，这片土地是假的吗？她教他们认字、让他们能读合同不被人骗，这也是假的？ 然后她把局势推向荒诞，提议召来执达吏，让在场所有人都脱下裤子接受检查。这场戏的力量在于Rose把身份验证从单独针对她的审查变成了一个可以应用到所有人身上的程序，而一旦它被普遍化，立刻显得荒谬了。 叙述者的声音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影片从一开始就通过画外音告诉观众Rose是女人。观众始终知道真相，村民始终不知道。 施莱因泽尔主动放弃了身份谜底，但保留了身份暴露的悬念。观众带着上帝视角观察一个社区如何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个错误的分类结果，同时又紧张于这个秘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被戳破。 信息的不对称让观众没办法简单地站在村民的对立面去指责他们愚昧，因为我们也会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是叙述者提前告知，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视觉证据能判断Rose的性别。 桑德拉·惠勒的表演完全建立在身体姿态和社会行为之上，她不依赖任何提示性的破绽来提醒我们她是女人在演男人。我们知道，仅仅因为我们被告知了。 叙述者的口吻也带有明显的民间故事色彩，施莱因泽尔用寓言体讲述了一个虚构故事。他和编剧亚历山大·布罗姆研究了大约300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案例，18世纪初卡塔琳娜·林克以男性身份从军、结婚并最终被处决的案件是研究的起点，但Rose是一个综合性的虚构人物，并非任何单一原型的银幕传记。 施莱因泽尔把时间从林克所处的18世纪初推回到三十年战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