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这个小县城的负面新闻，透露了三个事实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有用的观点！ 文 |燕志华 近日，媒体和网络都在聚焦一个西北小县城，青海祁连县。 国庆期间，5万人的小城，国庆单日涌进10万游客，酒店爆满。在零下4℃的夜里，不少游客可能露宿街头， 地方紧急行动起来，文旅局长连夜铺床， 把中学学生宿舍腾出来，安置近500名游客。 可就是这座县城的善意，却直接导致了新闻翻车。网络开始拷问：你安置了游客，孩子们怎么办？由此风向骤然转向，好事变成了坏事了。我想地方官员刚刚忙完，看到网络的这个舆论风向，一定是非常困惑茫然的。 实际上，这个新闻透露了三个确凿无疑的信息： 一是，西北旅游大概率火起来了，接下来西北将迎来机遇和风险叠加的流量。 从一些信息来看，西北旅游或许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了。西北各地需要尽快根据历年来的游客变化曲线，评估可能的游客数量，并配备必要的服务设施。但是千万不能由此大兴酒店，那会得不偿失。因为旅游大多数都是穷游，对于地方财政于事无补，看看淄博烧烤就理解了这一点。 问题还在于，我发现了今天短视频时代的一个真相，那就是一个网红、一个地方或者文旅项目一旦流量爆发之后，最多半年到一年，就会遭遇流量断崖式的退潮，并且几乎不可逆。看看抖音算法引爆的网红如菏泽郭有才、湖南理发师、江西炸鸡哥等人的流量现状，就能理解这一点。董宇辉周期长，在于他搭上了直播卖货这个赛道。这是网络群体情绪爆发的一个规律，爆发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网络情绪的“不应期”。这意味着，西北流量或许将具有机遇和风险叠加的双重性，并且风险大于机遇。 二是，这个负面新闻反倒印证了一个正面新闻，那就是祁连县在网络突然走红了。 从正面的角度看，祁连县爆发了流量，但是接待短板一下子暴露无遗，虽然地方全员上阵，拿出十二万分的热情接待来客，但是依然成为一个负面新闻。如果媒体怀有善意的话，它完全可以说，祁连县一举成为“网红县城”，不过暴露了地方服务能力不足，依然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媒体和网络对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往往不友好，甚至充满恶意，极少报道他们的积极的正面新闻，这导致县一级的舆情爆发的频度和烈度都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县城舆情多、负面新闻多，本质是媒体和网络选择性地、更多地报道传播消极负面的报道而已。 实际上县城更可能安居乐业，根据线下调查，县城常年位居居民幸福感受的榜首。 祁连县的这个负面新闻，就暴露了县城在舆论场中不公正的待遇、常年遭遇严重歧视的现实。这或许就是当下县城在舆论场中结构性的困境，也是一种宿命。反观成为网红的地方，从最早的西安、重庆，到近年来的淄博、哈尔滨、天水等，都是城市，而县城绝大多数是以负面的面目出现的。 县城形象如此不堪，原因是什么？ 我能找到的解释是，县城处于中国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交界处，是文化冲突的“地震带”，再加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地方诸侯”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面对网络的平权运动，常常遭遇阴谋想象和污名化。此外，县城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低一级，缺乏向上撬动的资源杠杆，向上看都是领导，媒体都是天兵天将，被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由此成为舆论霸凌的对象。看看央媒和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对象，县、区是舆论中总是挨鞭子的那个人。 最后，中国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城市群成为主题词，县城沦为被抽血的资源输出地，更在舆论聚焦中美博弈、AI、区块链、机器人等“高级话题”的时候，柴米油盐葱姜蒜的县城由此消失了，沦为舆论中的“沉默的国土”。即便这里承载了中国父老乡亲的栖息、城里人的乡愁和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模板，也被惯于“掐尖”的舆论无视了。 舆论的掐尖特性，直接导致了无数普通人和大片国土就此沉底、沦亡，难以被看见，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县城面对舆论的被动局面，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到省城，央请大媒体为地方“说上一句话”。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有大媒体为祁连县写了一篇正面报道，为地方正名，解除了危机警报。我妄自揣测，应该是地方主官担心来之不易的大好流量局面，可能会被网民搞砸了，赶紧给宣传部长挂个电话,“李部长你快，快去省城找那王记者帮我们写个正面报道”，于是部长连夜踏上征程，为县城寻找一束曙光。 三是，网民对于中小学生的生活福祉具有条件反射般的关注。 网民对于下一代、对于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幸福程度的关心程度，达到了聚焦的程度，成为中国网络舆情的母题之一。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出现了生命事件或者生活条件令人不安，就是一起重大的舆情事件。 但是在县城里面，校园恰恰是公共设施，是理所当然的权力覆盖之地。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老师工资是财政发的，操场是紧急避难场，教学大楼是县长剪彩的。老师群体和校园场所，一直都被视为县城社会治理的预备队和战备资源。那么当事发紧急的时候，征用校园来办大事就是一个惯常的思路。但是未料此举触碰到了网络母题，触到了网民的心理逆鳞，由此引爆一场舆情。 这告诉我们，任何地方对于孩子、对于